最近读了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一书，摘些句子，写些总结，留下点记录。
以前还没有用电脑做过读书笔记的说。
*注：节标题等大多取自原书的标题，正文内容部分是书中的话，部分是我的理解。
导论
思想的现实意义
思想内在于现实，利益并不是物质性的
人的行为有复杂动机
我们必须对利益做非常开阔的理解。如果看不到人们的认知、身份、道德和价值等观念（实际上就是所谓“现实利益”本身的构成要素），我们就会陷入一种低级的现实主义思维——表面上很务实，实际上却丧失了真正的现实感。
现代和现代性
在经济上，是现代工业、商业和城市的崛起；在政治上，是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现代民主与宪政的发展；在社会层面上，是人口大规模的流动，包括地域的流动和阶层的流动；在思想文化方面，是理性主义获得主导地位，还有自由、平等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兴盛。
古今之变
如果我们做出选择的最高基准是主观意愿的话，“选择”就成了孤证。除了“我的意愿”，不存在任何同等有力的旁证。选择变得脆弱、变得不稳定。我们可能自己都无法坚信自己的选择。 于是，我们一方面处在解放的轻松与兴奋当中，另一方面又处在不确定的、没有把握的焦虑当中；一面习惯于“轻率的傲慢”，一面又常常感到惶恐和不安。
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开始探索自然，发现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资源，改造自然环境；最后人类征服了自然，成为自然世界的主人，这就是“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的意思。这种转向促进了科学和技术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扩张，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和商业利益。这些都是现代化的伟大成就。但在另一面，对自然世界的利用与征服也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与环境灾难，这是现代性危机的一个重要议题。
个人主义
在古代，人们很难脱离自己所在的社群；在现在，虽然我们仍需要合作和社群生活，但是我们可以离开一个特定的社群并进入别的群体。这样，个人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就首先凸显，人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这样带来了难以想象的个人自由和多样而丰富的生活，这是现代性的主要成就。但个人主义的自由也是有代价的，因为个人失去了与一个特定群体的久远、厚重和牢固的纽带关系，这带来了孤独感、漂泊感和乡愁。这也是现代性困境的一部分。
现代思想的成年
反思理性化的后果
在个体生活领域，理性化让现代人的心灵生活失去了对传统信仰的可靠倚傍，甚至会陷入精神危机；在公共生活层面，理性化倾向于将社会政治秩序蜕变为“现代的铁笼”，隐含着多种困境。而这正是现代性问题中两个重要的维度。
祛魅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隐没……”——[德]马克斯·韦伯
人类从信仰中剥离出来，但理想主义的科学并不能为生命的意义提供新的根本依据。于是，现代的“清晨”用理性化的光芒驱散了古代世界的迷雾般的“魅惑”，我们面对这样冰冷荒凉的世界，渴望重新建立终极价值和生命意义。
诸神之争——价值多元的困境
“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韦伯
“诸神之争”的本质是现代社会中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想是科学，科学属于“实然”领域，旨在发现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只能做出相应的事实判断。科学理性在事实领域给我们提供了把握确定性的强大武器。但支撑人类生活意义的重要观念和原则，包括宗教信仰、人生理想、道德规范以及审美趣味等等，都属于“应然”领域的价值判断，而科学无法解决价值判断问题，它给不出一个确定的回答。结果是价值观念之间冲突不断，在个人层面和公共层面都造成了严肃的问题。
现在很多时候“我喜欢”变成了最重要的标准。这何尝不是一种无奈？有些问题我们自己也给不出确定无疑的回答，最后只能说我喜欢。但建立在“我喜欢”上的选择是脆弱的，个人意愿是一件善变的事。其实，选项不一定就糟糕；糟糕的是，我选了，但永远也不知道选得对不对。这种长期存在于内心的动摇和不确定感，是现代人最显著的精神特征之一，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的病症”。
韦伯说：“个人必须决定，在他自己看来，哪一个是上帝，哪一个是魔鬼。”这种选择无法获得理性论证的担保，因此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现代人虽然拥有很大的自由，拥有选择自己生活理想和政治立场的权利，但这种自由也可能成为沉重的负担。我们可能变得茫然失措、不知如何选择，或者采取所谓“决断论”的方式，听凭自己的意志、随心所欲地断然抉择。这是现代性困境的重要标志。
理解了多元价值冲突的困境后，面对自己和身边时而发生的激烈争论，我们可以变得更加平和与从容，而不是急躁和焦虑，不是简单地指责别人不可理喻。对话与沟通总是有益的，但也总有无法沟通的时刻、无法化解的分歧。韦伯给我们的启发在于，坦然面对这种困境，与此共存，这也是智性成熟的标志。
工具理性的问题
工具理性的计算就是一种事实判断，因为成本和收益基本上是一个事实，而价值理性的权衡是一种价值判断，虽然你也在用理性思考和权衡，但其中有许多主观的因素，因此没有标准答案。
工具理性问题有客观标准，我们容易达成一致；价值理性问题标准不一，很难找到确定的答案。在社会层面，这一点更明显：价值观念问题我们有许多分歧；但在具体方法上，我们都认同工具理性计算出来的方案。
工具理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发展得太强大了，压倒、淹没了价值理性。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单方面扩张，理性化变成了不平衡的“片面的理性化”。在实践中，对手段的追求压倒了对目的的追求。比如，对于“人生目标”这种大问题，我们会发现，太沉重也太困难了。于是我们犯了拖延症，把目标问题不断向后推，先去加强工具和手段，转到工具理性的逻辑上来。就像现在流行说：先实现“财务自由”，再去追求“诗和远方”。但在实现财务自由的漫长过程中，我们关心的都是成本收益计算、效率最大化这些问题。结果是，这个漫长的过程会反过来塑造我们自身，最后我们变得只会赚钱。赚钱这件事，本来是手段，但我们为了找到实现目标的最优手段花费了太多的时间精力，陷入太深，以至于忽视了，甚至放弃了最初的目标。
工具理性是通过理性计算，找到达成目标的最优手段；价值理性是通过理性思考决定目标。现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不平衡发展，导致了“手段压倒目的”的问题。
现代的铁笼
社会呈现机器的属性，人被“非人化”，被当作是机器的零件。这样的现象被形象地概况为“铁笼”。
“铁笼”首先造就了一种片面的社会文化，我们过分强调了工具理性；另外还造就了一种片面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变成一种商业的“供求关系”。我们的自主性在现代社会看似提高了，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是如何满足社会对一个“零件”的需求，我们要在激烈的竞争中成为那个合格的“零件”。
铁笼一方面囚禁了人的灵性，但另一方面也保护了我们。
没有这个铁笼，就没有现代优越的物质条件，以及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文明。铁笼虽然冷酷无情，但它让整个社会高效地运转，创造出巨量的工作机会，提供空前丰富的物质和文化产品，在大范围内解决了那些困扰人类数千年的问题：贫困、匮乏、奴役、疾病，等等。
铁笼是冷酷的，但它同时又是现代生活的基础和保障。铁笼束缚我们，但也庇护我们。而且，它用来束缚和庇护我们的是同一个东西。
另外
悲观主义恰恰是盲目乐观主义造成的。我们最需要担心和警惕的那种悲观，隐藏在对现代化和理性化的盲目乐观之中：我们曾经相信理性可以无所不知，科学可以无所不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种盲目的乐观被现实打碎之后引发出的那种极度悲观才是我们要警惕的。
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死亡和贪欲，是每个生命都会面对的困扰，也是终极关怀的两大难题。
我们曾经依靠信仰解决这个问题，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其它终极性的人生信仰，都可以为应对死亡和贪欲提供方案。如果我们能够确立一种坚定的人生信念，就能明确地回答终极关怀的困扰，心灵就有了安身立命的根基。所以有哲学家说，信仰是心灵的故乡，让生命的意义有了寄托。
但是在古今之变后，宗教信仰得到了理性主义的挑战。现代人在接受一种信仰前往往要求确认这个信仰是真实的、可靠可信的。信仰的本质是一种价值，接受信仰需要作出价值判断；而真假是事实问题，判断真假是一个事实判断。前者不具有客观的理性基础，而后者原则上可以依据科学理性的证据和逻辑。一言以蔽之，信仰和真理直接存在一个逻辑断裂。
如果信仰是心灵的故乡，那么对于许多达不到信仰的人来说，就陷入了无家可归的困境。
上帝已死
在尼采看来，形而上学人们为了安慰自己脆弱的心灵的编造，我们在奋斗的过程中都会遇到挫折，但我们不应该用虚假的思想来自慰，而应该直面痛苦。
超人
人们发明出各种理论在掩饰“人生本来虚无”这个真相，但如今我们已经赤裸裸地站在了虚无的面前。从来就不存在什么绝对的本质和真理，所以我们也不必为“虚无”而感到悲观，人生的意义也不依赖于它。认识到世界本无意义，也就给我们带来了创造的自由，价值是我们主观创造出来的。
西西弗斯就是积极的虚无主义的例子。西西弗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国王，他绑架了死神，想让世间不再有死 亡，结果触怒了天神宙斯。宙斯为了惩罚西西弗斯，判处他做一件苦力，让他把一块巨石从一座山的山脚推到山顶。但在抵达山顶的一刹那，这块巨石就会滚回山脚，让西西弗斯前功尽弃。于是西西弗斯就要一次又一次地把这块巨石推上山顶。但这件事永远也不可能完成，他只能永远做着这件艰苦而又徒劳无望的工作。诸神认为，这就是对他最严厉的惩罚。西西弗斯的命运象征着人生的困境，一切都是徒劳。但西西弗斯还有一个最终的选择。他可以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沮丧绝望，充满怨恨和悲哀，让这件事变成最痛苦的折磨。但他还可以做另一种选择，就是勇敢无畏地、精神焕发地去推动这块巨石。这样一来，这件事就不再是无意义的。西西弗斯用自己的选择创造出了意义，用无尽的斗争精神去对抗虚无。所以加缪写道：“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应该设想，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超人，就是在上帝死后，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用自己的意志去创造，追求生命力量的增长和完满，最终确立和实现自己的生命意义。
不过，尼采极端的否定精神，也会带来巨大的问题：如果所有价值都是人创造的，那价值与价值之间还有好坏对错之分吗？虽然尼采用积极的虚无主义代替了消极的虚无主义，但又带来另外一个巨大的问题：我们凭借什么创造，自我创造是否有一个评判标准，怎么判断我们的创造是好是坏？
共同的真相
有时候，双方不是对同样的事实真相抱有不同观点，而是看到的真相本身就不同。尼采认为“存在一个客观真相”只是一个假设，我们不是看到真相，只是制造真相。至于客观性，那是我们在一些问题上具有共同的视角。“客观”只是一种错觉，但是它很重要，我们需要一些稳定的事实认知，很多人类活动基于此才能正常展开。但是很多事情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视角，于是人与人之间就会陷入分歧。恰恰是因为明白了每个人的视角都只是视角之一，所以我们应该意识到，自己眼中的真相并不是绝对的真相。了解到不同视角中有着不同的真相，不是要让我们去和他人划清界限，而是邀请我们对更多的视角保持开放的态度，去倾听、理解和学习它们。“视角主义”告诉我们的不是分裂的必然，而是谦逊的必要。
“理性人”的死亡
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中暗藏巨大的能量，支配着我们的思考和行动。他还提出了“本我、自我、超我”的三元说。弗洛伊德的理论可能存在问题，但是他让我们接受了欲望的正当性。
虚无推出自由
萨特提出“存在就是虚无”，人没有固定的本质，人的存在根本是虚无，这赋予了人一个永恒的需求，就是把自己的虚无填满，获得某种本质。“生存者于存在物的复合”只是局部地暂时地解决了问题，但是无法改变根本上的虚无。但是，正是因为存在没有预先的本质，我们才能够自由地行动，没有预先的东西把我们固定住，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超越“过去的本质”“现在的本质”去追求未来。
自由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当我们做出选择的时候，我们就要为我们的选择承担责任，而且正因为我们是绝对自由的，不存在比如“因为某某让我这么做”的借口（因为是你自己把顺从某某当作你做出选择的标准），于是做出选择的结果就只能由自己承担。从“存在就是虚无”我们得到了绝对的自由，与此我们也得到了绝对的责任。
他人即地狱
你我都是自由的，那么你我在一起的时候，到底谁是主体，具有主导权呢？我们为维护自己的主体性和自由，就需要将他人客体化。萨特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有他人存在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但我们不可能实现那种理想中的共同自由，因为每个人都要实现自己的主体性。我们没办法既承认别人的自由，又让别人承认我们的自由，或者说把人的主体性和人的对象性调和起来。因此，人与人之间只有永恒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萨特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不相信自由主义所向往的那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平等尊重的关系。
存在主义从虚无出发，走向孤独，在这其中我们还要承担沉重的责任，但是我们有自由，我们永远有改变的潜能，不必服从任何注定的命运。
20世纪的教训
资源匮乏和人性自利这两个假设，是社会现实状况的反映，也意味着公共秩序无法自然形成，需要某种具有强制性的政治权威建立和维护。人们曾经对二十世纪抱有很高的希望，但是却遭遇两次世界大战、冷战、经济危机等灾难。
纳粹的大屠杀及其反思
鲍曼认为是现代性给了大屠杀以可能，强调我们要坚守一种不可让步的、无条件的道德感，保持对他人的道德感知。阿伦特则通过研究“平庸之恶”来解释“极端之恶”的发生。通常我们谈论道德，一定免不了要涉及动机。要论迹（行为），也要论心（思想）。邪恶的人一定是有作恶的动机或者主观故意，犯下的恶行越严重，就说明他的意图越坏。但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我们要保持我们的独立判断，虽然循规蹈矩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但是循规蹈矩可能就会造就像纳粹的大屠杀那样的惨剧。所以我们需要在具体的处境中，冒着风险，真诚地做出自己的判断，并为此承担责任。
重新定义科学
波普尔认为，科学理论的标志是它可以被证伪，并对归纳法的可靠性提出质疑（类似休谟），认为科学永远只能获得暂时的正确性，科学理论只是一些尚未被证伪的假设。用“问题-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代替了原有的“实证机制”。
批判理性主义
理性是有局限的，由“历史决定论”看法所设计的“乌托邦社会工程”是危险的（这也是二十世纪给我们的教训）。
理性的自负
哈耶克提倡“自发秩序”，认为理性有局限，人们不能通过理性彻底征服无知。真正的成熟，是在勇敢利用理性的同时，直面自己不可能摆脱的无知。
价值多元论
“······我们要在同等终极的目的、同等绝对的要求之间做出选择，且某些目的之实现必然无可避免地导致其它目的之牺牲······所以，（我们）需要选择，需要为了一些终极价值牺牲另一些终极价值，这就是人类困境的永久特征。”——[英]赛亚·伯林
一元论对道德与政治生活提供的解决方案，不仅无法摆脱多元价值的冲突，反而引发了更严重的人类悲剧。20世纪的历史就是有力的佐证。为了避免这样的人类悲剧，伯林反复告诫我们：应当抗拒形而上学一元论的诱惑，接受价值多元的人类处境。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我们说的自由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消极自由，就是不受到外部的干涉和阻碍；另一种则是积极自由，就是可以用理性来掌控、实现自己的目标。两种自由都是重要的，也都可能被扭曲。我们要提防以自由之名行强制之实，美名其曰这是为了“更高的自由”“真正的自由”。
寻求社会变革
马尔库塞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发达的工业社会是一种新型的“非恐怖的集权主义”，资本主义通过舒适的生活和对消费欲望的满足收买了大众，使人们甘心被支配和操纵。这个消费社会是一个自我强化的系统。它无限度地刺激人的物质需求和享受欲望，让人无止境地追逐不断更新换代的“虚假需求”。这个系统循环往复地运转，把每个人都卷进去，最终使“商品拜物教”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信仰。这就是“非恐怖的极权主义”的奥秘。
马克思借用了黑格尔的这个概念，探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状况，发现了“劳动异化”的现象。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特征，是人的第一需要；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感到劳动是一种与自己对立的苦役，完全是异己的活动，这就是劳动的异化。马克思还说：“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它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解放的理想，就是要克服人的异化。
在这样一个工作、生产、消费的循环中，人陷入了单一的生活模式——如何赚钱然后如何消费——人的思维模式也变得单一化了。这是韦伯讲的工具理性，追求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计算模式，主要关注的问题就是想如何赚更多的钱，然后如何享受更优越的消费。表面上看，人好像也有自由，可以自己选择做什么工作，也能自由选择买哪一种商品，但说到底，这些“自由”都没有超出这个单一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人只是在这个无尽的循环中打转而已。
在马尔库塞看来，工人阶级已经被整合到了资本主义体系之内，这种整合甚至深入心理层面。工人阶级曾经因为饱受压迫，爆发出反抗体制的否定性力量，但现在他们更关心如何进入体制之中，获得更多的收益。他们曾经是革命的主体，但现在已经不再具有革命性，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的保守力量。马尔库塞也承认，民主政治给异端留下了空间。但他认为，所有这些质疑、批评、辩论、竞争、投票，甚至包括社会抗议运动，都只是在体制内部起作用，只能带来量变，无法突破体制本身，导致社会的质变。这就好比一个足球守门员说，足球运动需要变革。教练说，好吧，那要不换你去踢前锋，或者后卫？但马尔库塞并没有放弃变革的希望。就像马克思一百年前曾说，“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马尔库塞也表示，“解放的幽灵”正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徘徊。他看到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那就是资本主义仍然存在巨大的内在矛盾。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帝国主义扩张造成的全球冲突，核军备竞赛对人类安全的威胁，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阶级、种族和性别之间持续的不平等，还有不断加剧的人的异化······这些危机显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并没有消失，它所维护的那种表面上的和谐统一只不过是幻觉。
自由主义及其批判
现代自由主义较有潜力来同时满足自由、平等、多元的三元诉求，但也不断遭到质疑和批判。
怎样实现社会正义
罗尔斯进行了“无知之幕”思想实验，并得出了一个正义的社会契约的两条原则，一是保障平等的基本自由，二是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分配，其中的两个限定条件是“公平的机会平等”和差异原则（虽然有不平等，但是处境最差的人的状况能有所改善）。
而诺齐克则提出“获取正义”“转让正义”“矫正正义”三条原则来解决财产持有的正义问题，并强调个体权利优先。
敏于志向，钝于禀赋
所以，要实现“平等的关怀”，首先要识别哪些需求是自己不能选择的处境造成的，哪些是个人自愿选择的偏好造成的。对于前一种情况，应当弥补处境造成的差别，而对于后一种情况，应当接受选择造成的差异，让个人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道德个人主义与社群与个人的关系
道德个人主义的主张是什么呢？就是相信每个人作为道德主体，都是自由而独立的个体。每个人自主选择自己的目标，为自己选择的结果负责，也仅仅需要承担这种责任，不受任何超出个人选择的道德纽带约束。也就是说，个人道德责任的来源只是自己的自由选择，这和自己所属的群体、习俗、传统和历史等都没有关系。如果这种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个人就没有什么“集体责任”可言。但是，意义无法只从个人的自由意志中产生。
那么，桑德尔的社会观是什么呢？他认为，社群不只是工具，也不只是合作团体中的情感依赖。事实上，社群有一种纽带关系，它在根本上定义了“你是谁”，它塑造了你的身份认同、生活理想、道德感与责任意识。用桑德尔的术语说，这是“构成性的社群观”：社群是“构成性的”，社群实际上“构成”了你这个人。这就是“作为社群成员的义务”，它的道德约束性源于社群主义的道德认知：你生而带有一种历史，你的生活故事是更为宏大的社会故事的一部分，也蕴含于无数他人的故事之中，包括历史上你的前辈的故事。隔断了这种联系，就割裂了你的存在。
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
沃尔泽认为，自由主义的理论真实反映了现实，所谓“孤立的自我”确实存在。他们并不是脱离社会的存在，而恰恰是被现在这个社会所塑造的结果。也就是说，个人确实是被社会塑造的，社群主义的这个观点没有错。但它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现代社会已经改变了，正是这种新型的社会造就了“孤立的个体”。现在的社群的主要类型变成了一种“自愿的联合”。
由于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后社会状况”造就了“后社会的自我”，我们可以“自愿联合”“自我创造”，去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我们也失去了稳定的依恋关系，深刻的归属感以及可靠的生活理想。
本真性不是“唯我论”
自主性意味着我们能够自由地选择和决定自己的生活。可是，你如何做出选择呢？尼采和萨特都告诉过你了，选择没有什么标准。你选择，你负责，这就是一切，其它没有什么好说的。 可是，没有客观标准的选择可能会错，结果可能会让自己不满甚至痛苦。这样一来，自由就变成了一个太过沉重的个人负担。于是，有人平庸无聊，有人失落迷茫，也有人孤独无助······这些都不是他人的评判，不是外在的感受，而是我们自己能够真切感受的困苦。这样的精神困境在现代社会相当普遍。
查尔斯·泰勒认为，消极自由只是本真性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不能把本真性与消极自由画等号。他指出，自由主义的观点存在一个盲区，就是把本真性强调的“忠实于自己”等同于“唯我论”的主张。只要依据自己的内心，就足以创造出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于是，外部世界要么是多余的，要么是“自我实现”的障碍或敌人。但这恰恰是唯我论的盲区。
一件事情是否重要、是否有意义，需要依据一个背景框架来衡量。这个背景框架，定义了在人类活动最基本的方面，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有意义的，并塑造了我们的“道德与精神的直觉”。可是这个框架由不得我们选择，它是“给定的”，是我们共享的“无可逃离的地平线”。我们所做的选择，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恰恰要依据这个作为深度意义的背景框架。
所以泰勒认为，自我无法凭空创造发明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标准。自由选择和价值判断需要依据价值尺度，而价值尺度不可能由“自我”来发明创造，我们只能“选用”和“改造”价值尺度，这正是泰勒的社群主义观点带来的启发：个人自主性的来源不可能是“唯我论”的独白，而只能来自关系性的对话。
本真性的理想，一方面让我们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感受，一方面要求我们不要陷入唯我论的独白，积极地介入对话和反思，这是自我通向共同背景的通道，把我们和一个更开阔的世界联系在一起。最终，向对话和反思开放，让自我变得更加清醒、更加丰富，才能更好地“成为你自己”。
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为解决韦伯留下的“价值理性得不到所有人的共识”这样的难题，提出了“交往理性”。他首先将言谈行动分为“策略行动”（有明确的目标的行动，语言只是策略工具）和“交往行动”（为了真正理解而交谈），两种方式都可以达成共识，但是运用“交往理性”达成的共识更具有约束力。交往理性不是一个人的道理，而是大家一起来把事情讲通，让彼此心悦诚服。提出交往理性的概念为我们心中建立了一个标准，虽然现实中不存在纯粹的交往理性，但是我们可以更清晰地判断要怎么样好好说话。
后冷战时代的争论
历史终结论
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历史有一个趋势让自己从低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而这个最终阶段就是全世界形成共产主义；而福山则认为动力是“为（获得）承认而斗争”，终点是“自由主义民主”。
文明冲突论
亨廷顿认为，文明的差异不可消除，要重建世界秩序，最好的方法是让每个文明圈内部的核心国家来主导圈内秩序，在文明圈之间展开平等的对话协商，彼此妥协让步以避免冲突激化。
总结
福山认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亨廷顿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两方分别强调了文化变迁的一面和固化的一面。